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充分展现了中华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
一、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
（一）殷墟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之旅
起始于1928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宫殿、王陵、族邑、作坊、墓地等大量遗迹，发现数量惊人的刻辞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展现了3000多年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后冈遗址仰韶、龙山、殷墟文化“三叠层”的发现，更是以殷墟为起点，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之旅。殷墟周边区域的青铜文明，北到长城沿线草原青铜文化，南至长江流域三星堆文化，西抵关中西部先周文化，东达山东半岛珍珠门文化……也是以殷墟文化为坐标及参照，年代才更加精准，文化内涵也更加清晰。
（二）殷墟是青铜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殷墟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其与外界的交流与互鉴也是前所未有。周边区域文明的马车、青铜兵器与工具、玉器、陶器、金器等，它们或因战争、或因贸易，或是主动引进、或是被动输入，到达殷墟之后或原样使用、或加以融合改造，最终成为殷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这样兼容并蓄的“多元性”成就了殷墟。
二、新时代殷墟考古新收获
新时代以来，殷墟考古谱写新篇，进一步揭示、还原出更加全面、鲜活的殷商文明。
（一）聚落考古视角下“大邑商”都城布局得以呈现
甲骨文、金文中多次记载的“大邑商”“天邑商”，应是商人对其都城的称呼。2021年在洹北商城以北约4公里处发现的面积达18.5万平方米的陶家营遗址，2016年在距离殷墟宫殿区东北约10公里处新发现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铸铜作坊遗址，是从聚落考古视角下研究“大邑商”都城布局最大的突破。洹河流域至少存在着洹北商城与殷墟为一级、陶家营与辛店遗址为二级、其他小型遗址为三级的聚落结构形态。由此可见，“大邑商”“天邑商”应非虚指，而是有着丰富、多样的实物佐证。
（二）“多学科合作”深入揭示了洹北商城都城格局
至2022年，全面系统地发掘了洹北商城铸铜、制骨、制陶作坊区，发现了大量与铸铜、制骨、制陶生产相关的遗迹与遗物。独特的铸铜、制骨与制陶技术充分显示出商代中期手工业创新求变的理念，填补了商代中期手工业考古的空白；通过大面积勘探与小规模发掘，确认洹北商城四周郭城为城壕，而非城墙。这些均极大推动了对洹北商城都城布局的研究。
（三）“人地环境”理念下探索殷墟宫殿与王陵新格局
宫殿区内的大面积勘探与试掘，确认了大型池苑遗址的范围与结构。特别是池苑与核心岛的发现，使得我们对宫殿区布局有了全新的认识；通过对王陵及周边进行勘探与发掘，确认了与王陵东西两区对应的两个围沟，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王陵围沟的发现，突破了原有对陵园布局的认知，极大推动了对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四）“都城布局”课题引领下发现多条“殷墟道路”
道路是古代都城布局的框架，是城市交通枢纽，也是都城之内不同功能区的界线。2008年以来，殷墟都邑内不断发现大型道路，多条道路已初步构成道路网。由道路形成的“街区”对探讨殷墟族邑分布及社会形态至关重要。
（五）族邑聚落新发现极大推动都邑社会结构研究
殷墟是拥有10余万人口的“大都市”，以家族为主的族邑遍布都城之内。这些家族承担着服务于商王的不同的职责，也享有同等的社会等级。殷墟东南的邵家棚遗址是“册”族族邑所在，保存较好的多排连进四合院式夯土建筑院落、“中”字形双墓道大墓及中小型墓、6座车马坑等，进一步鲜活地呈现了当时“居葬合一”的族邑布局和家族社会形态。
（六）零星新见材料极大丰富了文字内涵
近年来甲骨文虽然出土较少，但一些文字材料的发现则极为重要。比如发现的安钢二炼厂区M11嵌绿松石骨柶、大司空村H37刻辞牛骨等，丰富了对甲骨文辞例、契刻与装饰方式的认识。2016年至2017年在大司空村东地发掘的无字甲骨坑，出土甲骨165片，这是在殷墟宫殿区之外发现无字甲骨最多的一次，增加了殷墟卜骨整治方式的内容。2009年在王裕口村南发现的贞人墓地，以考古发掘的方法确认了甲骨文中贞人的遗存，这在殷墟尚属首次。青铜器是晚商时期重要的文字载体，戈族、册族、齿族、咸族等有铭青铜都是近年来的重要发现。三方青铜印章的发现则明确把青铜印章史提前至晚商时期。（何毓灵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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