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钵 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夯土基址。 牙雕家蚕
黄帝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始祖，有关黄帝的探索，数千年来从未中断，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项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证据将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密切关联。
仰韶文化与文献记载中的黄帝
百余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是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大部，河北中南和西北部，甘肃东部、青海极东部、内蒙南部和湖北西北部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黄帝活动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基本一致。
《史记》有云“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时代开创了观象授时、劝课农桑、修筑宫殿、制定礼仪、可持续发展的先河。
考古发现中的实物证据
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物候时令的掌握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濮阳西水坡遗址M45龙虎蚌塑大墓，被学术界认为是最早的天文学遗迹，表现出早期的二陆与北斗形态，是观象授时的直接证据。近年来在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遗址都发现用9个形制相同的陶罐代表北斗九星，进行北斗祭祀的行为。此外，双槐树遗址中的祭台，上有四个柱洞，从布局和结构上看，不排除其有立杆测影、计时的可能。
仰韶文化农业的发展，也得益于更早阶段裴李岗时代粟黍、水稻等种植技术的进步。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在郑州大河村、荥阳汪沟等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粟、黍、稻、大豆等炭化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更适合土地翻耕的石铲，尤其是嵩山东北麓地区长达数十厘米的大型长方形有肩石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郑州西山、双槐树、大河村、三门峡庙底沟等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较为规整的圆形直壁平底或袋状窖穴，汉水中游地区淅川下王岗、沟湾遗址圆形地面式土仓，这些遗址中还发现有用整头家猪埋葬祭祀的遗存，它们都是粮食富余的重要证据，为仰韶文化的连续发展、聚落扩散、人口增殖、扩大化再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前提。
文献记载黄帝元妃嫘祖发明养蚕缫丝，开创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农桑为本的传统。河南淅川下王岗陶蚕、灵宝城烟的石雕蚕塑，山西夏县师村的陶及石质蚕蛹，巩义双槐树的牙雕吐丝家蚕等，代表了当时人们对蚕的丰富认知，荥阳汪沟、青台、巩义双槐树瓮棺葬内还检测出丝织品的残留，表明中原地区仰韶时代的养蚕缫丝业已较为发达。
在满足解决温饱的同时，原始先民们尝试对更高精神文化的追求，促成了社会管理和礼制的创新，这在聚落形态、埋葬制度上均有体现。仰韶文化早期聚落沿河流扩散，到中期区域聚落复杂化进程明显加快。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腹地的嵩山东北麓地区，形成以西山城址、双槐树多重环壕聚落为核心，汪沟、青台、大河村等大型环壕聚落，后庄王、朱寨、方靳砦、楚湾等中小型聚落并存的多级社会网络，他们的日用陶器和生产工具组合、彩陶纹样、房屋和墓葬形态基本相近，表明在血缘、文化、经济共同体基础上更大范围的政治共同体可能已经形成。
单体聚落内部的等级化、层次性进一步凸显。仰韶文化早期的临潼姜寨、中期早段的灵宝西坡等基本延续了向心式的聚落布局，此时的聚落，以大房子、中心广场为核心，灵宝西坡发现有F105、F106两座居住面积达200多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屋，室内地面和墙壁加工考究，部分还有涂抹朱砂的迹象，可能是聚落中用作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到稍晚阶段的双槐树遗址，出现了使用瓮城结构，与其他区域单独分开的核心居住区，新出现了中轴对称、多进院落式房屋形态，且在偃师二里头宫殿区五号基址、安阳大司空村及后世的衙署布局中都能见到其影响。双槐树遗址二号院落，首次发现堂庑一体、一门三道的建筑形态，为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偃师商城三号和五号宫殿等找到源头。
墓葬是古代社会的缩影，仰韶文化埋葬制度，基本继承了裴李岗文化聚族而葬的风俗，有集中墓地，墓葬大多数头向葬式相同、成排成列分布，规划墓地的存在，体现了聚落内部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与裴李岗文化普遍随葬日用陶器、生产工具不同，到仰韶文化中晚期，绝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但是大型墓葬在墓地中具有更加突出的位置，拥有面积更大的墓圹、二层台或足龛，随葬与宴饮相关的炊器、酒器等冥器及象征权力的玉石钺等。这种将社会财富不用于埋葬，而用于扩大化再生产的发展道路，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别于红山、良渚文化的仰韶模式，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行稳致远的制度保障。
加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仰韶文化开创了中国古代以彩陶为代表的时代。早期以黑彩窄带纹、对顶直边三角纹、人面鱼纹最为常见；中期以黑彩为主，新出现了白衣、红彩或复合彩工艺，演化出更加复杂的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变体鱼纹、花瓣纹、太阳及其他天文图案，甚至出现了鹳鱼石斧图具有某种叙事意义的国宝级彩陶。中期彩陶尤以回旋勾连纹、花瓣纹最具代表性，其影响范围北抵河套、东至海岱、南达洞庭湖、西到官亭盆地，不仅随仰韶文化典型陶器传播到各地，而且绘制在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上，形成了花开中国的早期文化共同体。与仰韶文化对外传播的同时，周邻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因素也汇集到中原腹地，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有来自淮河流域双墩文化的鹿角靴形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陶背壶、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折肩折腹壶、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双腹陶豆等器物；中原地区古代人骨的DNA检测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仰韶人群主体之外，不同地区人群聚集的社会背景。凡此，均为黄帝时代天下一统、诸侯咸归提供线索，实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特质。
综上分析，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黄帝时代可以相互印证。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以双槐树遗址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代表的“河洛古国”属于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其年代约为距今5200至4300年前后。鉴于双槐树遗址的都邑性聚落性质，兴盛阶段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与黄帝时代大体相当，不排除其作为黄帝都城的可能。（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张建靳 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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