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旧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体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然而，拿起“枪杆子”的斗争，并非一帆风顺。在陕甘地区，从陕西省委组织发动的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到后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深入陕甘地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的兵运工作，都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了。
我们党最懂得从挫折中汲取教训，革命先辈认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于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头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两支队伍后合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队的斗争，虽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但亦须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而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1932年初，因军阀变本加厉地向农民索粮催款，陇东人民被迫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民团奋起反抗。当时正在陇东一带活动的陕甘游击队趁势将这支队伍改编为赤卫军，为此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以正宁县寺村塬为中心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了陕甘边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在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正规的工农红军队伍。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成立，并于4月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以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土地革命斗争轰轰烈烈。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亦非一帆风顺。1933年10月，正值“左”倾错误路线盛行，再加上军事力量对比依然敌强我弱，在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而内线驻守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照金根据地遭国民党重兵进攻而失守。陕甘边区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相互支持的三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虽兵分三路，但不失核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打开了游击战的新局面，随后又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创建了安定、绥清、神府及葭吴等苏区。到1934年8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覆盖18个县，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毛泽东曾评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种“狡兔三窟”式的创建办法“很高明”。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一边建设根据地，一边开展武装斗争。此时，国民党正发动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协同进行反“围剿”作战，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
一边打破“围剿”，一边发展巩固。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陕甘红军在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打大仗，打胜仗，尤其是取得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由此，陕甘苏区凝聚了队伍，赢得了民心。但综观全国，这一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却是当时仅存的“硕果”。正如习仲勋所说，“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也正因为此，红军长征最终确定落脚陕甘，成为历史之必然。
1935年9月，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确定了要“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的战略决策。随后几天，当红军行至哈达铺时，毛泽东又恰从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大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红军的好消息。现实的可能进一步印证了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于是，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会议，明确指出陕北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要“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193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苏区落脚并胜利结束。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并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6年2月以后，红一方面军又先后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均取得了胜利，由此，陕甘苏区进一步扩大，发展成陕甘宁苏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宁苏区北起长城，东临黄河，南抵陕西淳化，西至宁夏固原，总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设有36个县和1个特区。1937年3月陕甘宁苏区改称陕甘宁特区，5月又改称陕甘宁边区。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八路军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除部分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外，其3个主力师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先后从陕甘宁边区兼程北上，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4省交界的抗日前线。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面抗战的历史转变。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基本政策，中央军委作出了许多作战指示和命令，这些方针政策都是通过陕甘宁边区传达到各个根据地，给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几十所干部学校，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培养了大批党员干部。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高度发扬民主，是全国第一个实施民主政治制度的区域，包括“三三制”在内的一系列民主制度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对全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陕甘宁边区还在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施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模范。
毋庸置疑，陕甘宁边区为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作出了独特且重要的贡献。2015年2月13日，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陕甘宁革命老区的历史地位。他说，陕甘宁革命老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党中央在这里13个春秋，以延安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革命力量大发展，领导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聂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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